1931年11月20日凌晨2點，位于上海海格路125號的范園別墅，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一個傭人邁著細碎的腳步穿過廳堂，來到一間臥室門前：“太太，有位中國銀行來的先生，要拿一封電報給您。” 剛剛睡下的張幼儀披上長袍，睡眼惺忪地走到客廳，接過電報瞟了一眼，仿佛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一下子清醒了過來。 電報說，徐志摩搭乘的包機在飛往北京的途中，因天氣原因，墜毀在山東濟南，飛機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兩名機組人員當場死亡。

一個是名牌大學畢業的才女，一個是目不識丁的關中老農；一個是大文學家許地山的女兒，一個是世代為耕的農民子弟。他們之間的姻緣始于歷史的無奈，卻終于人生的美滿。 現代文學史上，許地山的大名耳熟能詳，他是同時代與茅盾、葉圣陶齊名的著名作家。即便不了解他的人也讀過當年課本里的那篇《落花生》：“落花生，在貧瘠的沙土地開花結子，生命力是那樣頑強、執著……” 許地山用一篇數百字的優美散文，寫盡落花生的優秀品質。可是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女兒許燕吉后來會像落花生一樣飄零在“沙土地”，并與一個農民創造出一段奇特的姻緣。

胡適一生致力于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 他一生獲得過36個博士學位，兩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他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被國際學者公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 但是再優秀的人也難過“情關”，他和好友徐志摩一樣愛“美人”。

在風云變幻的20世紀，大概無人不知葉公超的大名。作為近代知名的外交家、文學家，他是書生從政的典型。 從優秀的知識分子到杰出的政客，不世的才華銜接了葉公超波瀾壯闊的前后半生。 即便是不熟悉他的人，也聽說過這些學術泰斗們的大名：錢鐘書、季羨林、楊振寧、許淵沖……而他們都是葉公超的學生。 葉公超確有這個實力，他9歲留學歐美，23歲站上北大講壇，其英文造詣不夸張地說，在當年舉國無雙。 回國之初，聞一多就因葉公超的外語水平遠超國語戲稱他為“二毛子”；放眼國際，一向高傲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由衷為他的語言天賦擊節贊嘆；課堂上，學生們對他純正動聽的語言聲調、幽默俊秀的遣詞造句心悅誠服，敬仰不已，課后還久久不愿離去。 學術上的高光，是葉公超前半生濃墨重彩的輝煌一筆。可是晚年，當好友梁實秋邀請他去臺灣師范大學任教時，葉公超僅教了一個學期便拂袖而去，不再講學。他坦言自己一生不羈，還是最愛自由。 如此看來，葉公超倒也是個狷介曠達、恣意灑脫的性情中人，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康有為19歲時，又一次名落孫山，母親見他心情煩悶，就給他娶了一個大姐姐解悶。 大姐姐叫張云珠，大他3歲，膚白貌美身材好，而且溫柔賢惠，搞得康有為好不快活。但快活歸快活，康有為并未沉醉在溫柔鄉里一睡不起。 康家是廣東南海的書香望族，康有為高祖做過從二品大員，曾祖做過三品官，父親也當過縣太爺，可惜死得早，光耀門楣的擔子落到了康有為身上。 但康有為雖然家境富裕，禮聘名師，考試卻不順，屢試不中。結婚這年，在母親的安排下，康有為又拜了名氣更大的嶺南大儒朱次琦為師，準備再戰。 然而兩年后，21歲的康有為越學越感覺不對勁，他認為傳統舊學無法解決當代問題，便在這年冬天，辭別老師朱次琦，回了老家。 第二年，康有為得到機會第一次游香港，發現英國人原來并非野蠻的“夷狄”，而是比滿清進步很多的文明社會，于是開始購買和學習西學之書。 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鄉試，又沒考上，回家時路過上海，發現上海和香港一樣繁盛，更加覺得西方人治理社會有一套，“大購西書以歸”。 1888年，在家苦讀6年“西學”的康有為過了而立之年，仍不甘心，又赴北京應順天鄉試，仍舊落榜。 但這一次，他干了件大事，讓他驟然暴得大名，為以后的風流獵艷史，積聚了最初的資本。

“我對不起張寶齡，對他照顧不到，還把他一人留在大陸。” 這是張寶齡去世后，蘇雪林回憶往事時說的話，話中不難看出她的自責與內疚。 可現實卻是在蘇雪林懂得愛張寶齡時，兩人早已分隔兩地，再沒有相見的可能。 這個世界上總有些人，生來身上就有著反抗封建的因子，他們不愿將就，奮力爭取，不愿在已經被規定好的條條框框中過活，蘇雪林就是這樣的人。 她生于1897年，那是封建時代的末尾，這樣變革的時代本應屬于蘇雪林這樣想要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可她們蘇家的當家主母，蘇雪林的奶奶，卻是舊俗禮教的“捍衛者”，她不僅信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陋習，甚至還讓蘇雪林延續女子纏足的習慣。

“我愛了你，也害了你，期待你像梅花一樣活著”。 這是林淑華的丈夫徐惠民去世前，對妻子說的最后一句話。 那一年徐惠民只留下這樣一句話后就撒手人寰，永遠的離開了這人世間，永遠的離開了林淑華。 從此以后，林淑華也只得帶著對丈夫的愛戀，以及曾經的回憶獨自行走在這紅塵間，孤獨的活著。 愛意東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即便是彌留之際徐惠民，也不忘給林淑華活下去的勇氣，告訴她就算獨自一人也要勇敢的走下去。 林淑華也始終秉持著活得像梅花一樣的信念，后來在她的作品《生死戀》中，她用“最后，我要告訴你的是：從今以后，我仍將勇敢地奮斗下去，堅強的生活下去”來遙相呼應了丈夫徐惠民生前的遺言。 她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徐惠民，她確實在勇敢的活著，她知道另一個世界的徐惠民一定聽到了她的回答。

“我愛陶元亮，東籬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種，移來高士家。晨餐秋更潔，不必羨胡麻。” 若是不言背景，誰能想到這樣一首對仗工整、富有韻律，又飽含著詩意的五言律詩，是從一個九歲的孩童口中說出來的呢？ 這位孩童名叫馬一浮，那日被母親私下里叫去，對方指著庭院中盛開的菊花，要他當場作一首五言律詩。 于是，不消片刻，母親就得到了開頭的一首五律作為回答。 這是一張堪稱滿分的答卷，不論是誰來評說，面對馬一浮的年齡和口齒，都能發自內心地夸贊一番。 母親又喜又憂，她對馬一浮說：“菊之為物如高人逸士，雖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氣。汝將來或不患無文，但少福澤耳。” 能寫出關于菊花的好詩，也一定愛極了菊花。 但愛菊如菊之人，就像生于晚秋的菊花一般，得不到春天的暖風和夏日的雨露滋潤，怕是會“福薄”。 母親的擔心不無道理，馬一浮的一生正如幼時從母親口中聽到的評價一般，“不患無文”。 他在事業上收獲頗豐，還成了日后第一個將馬克思巨著《資本論》引進中國之人，學識深厚，令人敬佩。 但余下的一句“但少福澤耳”，則是印證了他與妻子湯儀一波三折，最后卻沒能得到圓滿結局的愛情悲劇。

曾經相戀過，離別過，而今，那個曾與自己攜手走過的女孩，已經為他人穿上了嫁衣。 1925年，著名作家鄭振鐸接到了一則消息：他六年前的初戀女友王世瑛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與政治家張君勱結為夫婦。 “最怕此生，已經決心自己過，沒有你。卻又突然，聽到你的消息。” 分別多年，聽聞初戀愛人與他人結婚，誰的心中不會為此感慨牽動。 鄭振鐸與王世瑛雖早已分開，他如今也有了妻子，過著安穩平靜的家庭生活。 但聽聞她嫁人的消息，鄭振鐸仍一時間感到往事回憶翻涌，久久不能平靜。 初戀，就如同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所寫的白月光一般，久久地照在鄭振鐸的心頭，任歲月流去，溫柔難消。

縱觀民國，許多才子佳人的婚姻經歷都是十分的曲折，如詩人艾青、戲劇大家曹禺、才女丁玲等等。他們或許是因為封建包辦婚姻，也或許是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讓他們的婚姻之路走得不是那麼平坦。 或許這就是許多文人墨客的通病，浪漫且多情。 但在這民國之中，卻有著這麼一位才子，一次婚姻，便與妻子白頭偕老，而且婚后的生活就宛若戀愛一般，十分讓人羨慕，他就是被稱作“幽默大師”的林語堂。

1977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柏楊走出綠島感訓監獄，望著灰蒙蒙的天，重獲自由的柏楊并沒有幾分欣喜。 重獲自由又怎樣，入獄多年的柏楊早已妻離子散。 連出獄這麼大的事，都沒有一個親人前來監獄門口迎接他的歸來。 家，對于柏楊而言，早就不存在了。 無家可歸的柏楊，只得找到多年的好友，幾番勸說朋友接納他一陣子。 朋友也沒辦法，但礙于多年的情誼，允許柏楊寄住在他家的地下車庫中，吃喝拉撒全在朋友家解決。作為臺灣響當當的人物，怎麼落得如此下場？一切都要從柏楊與倪明華的婚姻說起。

1967年，某所不起眼的小醫院，不少人正圍在一間病房的門口。 不久之前，一位曾經驚艷了上海灘，也令臺灣政商界名士轟動過的女人，在這里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沉悶、壓抑的低氣壓，在病房門口流轉。 但很快，護士小姐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請問，死者的遺體誰來負責？”一句話落下，竟然沒有人出聲。 半晌，才見一個中年女人緩緩走了出來。 深深呼了一口后，她說：“我算是她一個朋友，我來吧。” 見終于有人答話，護士松開了皺起的眉頭，點了點頭，帶著她進入了病房。 看著眼前躺在床上，已經毫無生氣的人，昏暗的燈光中，這個走近的女人神色頗有些一言難盡。 因為，他們的關系，其實算不得簡簡單單的“朋友”二字。

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婚姻，是雙方父輩相互撮合的結果，但最終卻釀成了難以言說的苦果。 1914年，張幼儀的哥哥張嘉璈在浙江巡視學校的時候，發現了一位才華橫溢的考生，大喜不已。 張嘉璈立馬找出這位考生的信息，了解到他是江南富商徐申如的獨生子徐志摩，隨即帶上禮物前往徐家，給自己的妹妹張幼儀提親。 徐申如見不論是商界、政界都具有極高威望的張家要和自家聯姻，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喜悅之下，徐申如并未告知徐志摩，當場就訂下了徐志摩與張幼儀的婚約。 正在上海讀書的徐志摩，接到父母的來信，稱已經為他選好了妻子，讓他回家結婚。 信中還附了未婚妻張幼儀的照片，一臉茫然的徐志摩看了眼照片，嘴里嘟囔了一句："鄉下的土包子"。

“她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 這是著名文學家胡適，對于徐志摩妻子陸小曼的評價。 “她一雙眼睛也在說話，睛光里蕩起，心泉的秘密。” 清秀美麗、曼妙多姿的陸小曼蕩起了以徐志摩為代表的北京城無數青年才俊心中的漣漪。 為了她與妻子張幼儀離婚的徐志摩，對她一往情深，為了滿足她極高的消費需求一身，他兼職六份工作，對她百般呵護。 然而一開始如此受上天眷顧的才女，晚年卻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

“燕子磯頭嘆水逝，秦淮艷跡已消沉。荒寒剩有臺城路，水月雙清萬古情。” 1930年，徐悲鴻在夫人即將回到南京之際，滿含苦悶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并且給詩命名為《贈孫多慈》。 詞句中透露著低沉憂郁的情緒，徐悲鴻似乎在感嘆著那甜蜜美好的日子已經成了回憶，一去不復返，他與心愛的人之間只剩下了通往不同方向的路以及互相思念的情意。 但是，他的夫人名為蔣碧微，并非此詩題目中所提到的名字，且夫人剛回國，那些快樂的回憶又從何而來？ 實際上，徐悲鴻在這首詩中提及的相愛之人，是一位名叫“孫多慈”的女子。 她是徐悲鴻的學生，卻在徐悲鴻和他夫人婚姻存續期間，發展出了師生戀。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古有漢武帝金屋藏嬌，唐玄宗獨寵玉環，不說皇帝有后宮佳麗三千，連普通世人也是三妻四妾。而在民國隨著思想的解放，最不缺的就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 他們名聲正盛，多少女子為之傾倒，可謂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在民國最出名的恐怕是徐志摩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的愛情糾葛。可徐志摩與其他三人相比，可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抗日戰爭時期，有這樣一位大小姐對愛情執著，但她的條件很特殊。發誓這一生都不嫁于富豪人家！ 有人會問，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有機會做身份高貴的闊太太，為什麼不嫁高富帥？無論是哪個年代這是每一個女子夢想啊，非要嫁給一個普通百姓呢？ 其實，她的愛情觀很大一部分是受她母親于鳳至的悲劇愛情的影響，才如此“極端”。因為她父親對愛情的不忠誠。

“九一八”事變后，上海曾經流傳這一首馬君武先生寫的打油詩，詩中有“翩翩胡蝶正當行”這麼一句，此中所指的美人就是在3、40年代紅遍上海灘的女影星，胡蝶。 1995年的一天，一位50多歲的女士緩步走入了北京古剎廣濟寺。這次，她不是去焚香禱拜，而是正式皈依佛門，取法號為妙惠。 這位妙惠居士的本名叫作胡友松。 鮮為人知的是，她不但是一代影后胡蝶的私生女，還是血戰臺兒莊的李宗仁將軍的最后一任夫人。 她從7歲起就再也沒見過自己的親生母親。 她在1966年結婚的時候只有27歲，而新婚丈夫李宗仁將軍已經75歲。3年后，李將軍因病逝世。 那麼，她這波瀾曲折的一生到底是如何度過的呢？

《春光乍泄》里有這樣一句話，“人生無奈的兩件事，莫名其妙的孤獨和無可救藥的喜歡。”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希望身邊可以有一個人陪伴，可以一起分享喜悅，承擔憂愁。 再強大的女子，也希望身邊可以有一個依靠，而恰恰是身邊沒有這樣一個人，才迫使自己變成人們眼中無所不能的女強人。呂碧城才華橫溢，在民國那樣女性人才輩出的時代還能脫穎而出，可見她的能力之強。可在擇偶方面卻有極高的要求，過于挑剔，導致變為了民國第一剩女。

你可以愛了又愛，終葬在了風花雪月里，我卻可以淡淡的自立不敗。——張幼儀 什麼樣的人生才算得上完美？是擁有所有想要的，還是一生平安，或是一生坎坷跌宕起伏？但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生都有它的精彩。有的人擁有太多反而會害怕失去，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反而更容易堅強。因為他們的生活只剩下兩種選擇，一是維持現狀，二是過得更好。張幼儀的一生跌宕起伏，經歷了不同的感受，但前半生所有的遺憾，在后半生時期都得到了不一樣的幸福。